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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饿着肚子出口粮食”和纳税重负作为传统史学的“神话”

来源: 长沙中视澜庭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日期:2018-01-11 17:10:42  点击: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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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俄国传统史学著作的主要“真理”之一是俄国“饿着肚子出口粮食”的观点,即认为粮食出口是以农民的营养不良为代价的。笔者在专著《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俄市场和铁路统计》一书中研究了这个问题,得出如下结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出口的粮食主要是新俄罗斯和高加索地区草原地带7个省份专门为出口种植的小麦和大麦,占粮食出口总量的60%~72%;出口粮食运输量增加的80%也来自这7个省份。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粮食作物的收成和出口趋势进行比较分析表明,黑麦、燕麦、小麦和大麦的收成产量持续增长,但除大麦外,所有主要粮食作物的出口量占收成量的份额都有所下降,而且,有些作物出口的绝对数量也减少了。只有大麦出口的绝对和相对数量都在稳步增长,在1911~1913年超过了小麦。根据主要粮食作物收成、出口和运输的统计数字,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首先,主要粮食作物的国内市场需求量大幅增加,国外市场的作用随之逐渐降低;其次,俄国传统史学的主要“真理”之一—“饿着肚子出口粮食”的观点———没有事实依据。如果我们比较粮食出口值和酒收入,则明显体现出“饿着肚子出口粮食”观点的“神话”性质。

  1899年以前,酒收入占粮食出口值的 80%~95% ,而1899年后,只有在大丰收的1909年和1910年,粮食出口值才略高于酒收入。1894~1913年,酒收入(不包括国外进口酒)的年均增长值是粮食出口值的1.7倍(3514.1万卢布对2094万卢布)。由此可见,“饿着肚子出口粮食”是政论文中的偏激观点,严重违背历史事实,对这一说法的宣传是革命前反对派的政治公关行为。以往传统史学经常提及沙皇俄国的饥荒,但视而不见国家的粮食制度、粮食立法在欠收年份对国民饮食的保障。这种忽略是有意的,是为了宣传上的便利———一个使自己居民处于贫困境地的反人民的国家政府不可能关心人民的饮食。然而,沙皇政府为进行粮食援助曾拨款数亿卢布,有时拨款数额甚至与帝国的国防预算相当,如1891~1892年。笔者在这里不详述细节,只是想提醒读者,如果不考虑粮食援助现象,那么就无法正确地理解改革后的俄国。俄国传统史学的另一个主要“真理”是,农民承担的直接税和赎金过多,是导致农民生存状况恶化的重要因素。他们通常使用两个论据,一个是农民的欠缴税款不断增加,另一个是所谓的秋天农民为纳税被迫销售粮食,然后不得不以更高的价格回购粮食。我们试分析一下这个问题。1855年以后,沙皇政府的税收政策发生了重要变化:直接税在预算中的作用下降,重心转移到间接税,有产阶级的税收增加。在19世纪80年代,亚历山大三世减少了赎金,然后又取消了人头税。政府还多次取消了数千万卢布的赎金债务和粮食贷款债务。这一切整体上大大降低了农民的纳税负担。然而,反对派有意曲解这些事实,压低甚至忽略其意义。如在勃罗克加乌兹和叶夫隆的著名词典中指出:“农民的高额赋税和支付能力之间的矛盾体现在欠缴税款不断增加……尽管赋税降低,但欠缴税款的绝对和相对数量都不断增加,特别是在近十年间,这有力地证明了居民难以承受其背负的捐税负担…… 1897年,欠缴税款总额为1.052亿卢布。”但是,有关税收问题,Н.К.勃尔热斯基反对把欠缴税款作为农民纳税负担过重的证据。政府征税数额减少,而欠缴税款的数额持续增加,确实是一个奇怪的现象。

  Н.К.勃尔热斯基对这一现象作了完全另外一种解释。他写道,观察1861~1896年每五年间国家税收状况的发展趋势,看到的是农民的债务持续增长。如果把农民欠缴税款的不断增加看作是人民福利状况不断下降的表现,那么会得出一个相当意外的结论,似乎19世纪80年代上半期降低赎金、取消人头税和盐税,1880年和1883年宣言免除农民拖欠的数千万税款(超过4700万卢布),这些慈善性的措施反而“削弱了”农村居民的支付能力,因为他们在19世纪80年代下半期交付税款的情况比“赋税繁重时期”更为糟糕。显然,农民拖欠税款的增加与他们所持的经济条件无关,也与他们承担的赋税多少无关,他们“现在的纳税负担绝对不比农奴制时期更为繁重,而当时的欠缴税款仅占税额的2% ”。当然,在某些情况下,拖欠税款反映了农民经济疲软的事实。但是,Н.К.勃尔热斯基认为,大多数时候农民欠缴税款另有原因。应该存在“某种共同的因素”,导致随着农业改革的进行欠缴税款的数额不断增加。这个共同的因素就是“有关农村纳税事务开展、追缴欠款的条件和程序等的法律法规不完善”。这是指1861年2月19日实行的调节农村活动和农村税收管理人员的法律,建立在连环保基础上的纳税制度。在改革后村社发展的具体条件下这个制度有缺陷,勤奋的劳动者往往不得不为流浪汉和酒鬼支付税款。可惜,在1861年,改革者并没有完全认识到,他们所建立的农民自治,以及他们所设想的保证农民及时支付税款的方法,并不太符合数百万昔日农奴的知识和法律水平。改革者也没有去设想这个管理制度在今后如何运行。连环保导致“人们不再习惯于及时履行他们所承担的纳税义务;不再及时支付税款;即使最富裕的农户也尽可能拖延到最后一刻纳税,他们担心,由于连环保的责任,任何提前和及时支付税款,可能会导致让他们再次交税,因此,只有在当局坚持要求下他们才会去缴纳税款。拖欠税款司空见惯,似乎成为农民纳税事务中不可或缺的现象”。因此,Н.К.勃尔热斯基认为,欠缴税款根本不能证明农民经济衰退,只是证明建立在连环保制度上的征缴税款制度不完善、不公正,农民试图尽可能地对抗。在农民拖欠税款问题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18~19世纪,俄国人民习惯于政府经常性的赦免欠款。仅在1880年和1883年政府就赦免了4700多万卢布的欠款。在1891~1892饥荒后,1893年政府又赦免了农民5200万卢布欠款。1894年,政府以尼古拉二世婚礼为由再次减免了农民约5000万卢布的粮食贷款债务。也就是说,沙俄政府实际承担起了1891~1892年自然灾害、农作物歉收和流行病的责任。政府采取这些措施是基于最人性化的考虑,但在现实中它使“人们越来越习惯于把政府偿还粮食债务的要求看作是空洞的例行公事,而把提供给他们的贷款看作是不用偿还的补助———‘国王的口粮’”。

  在随后的几年中,政府继续在歉收年份赈济农民,赦免了数千万卢布的债务。1894年和1896年,农民被允许延期或分期支付欠款,没有数目和期限的限制。在1891~1900年间,从国库和全俄粮食资本中拨款2.3亿卢布,即平均每年拨款2300多万卢布,用于在歉收年份赈济农民,支持农民畜牧业,组织社会劳动。其中,2.11亿卢布贷款需要农民偿还,但实际上农民只偿还了1900万卢布,大部分债务被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所取消。政府这样一系列的举动,自然使许多农民对债务问题形成了一种并不急于偿还的态度。拖欠政府的粮食援助债务多于赎金债务,但政府多次赦免了这些债务。为什么农民不能认为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政府会赦免他们所拖欠的赎金呢?农民出现这种希望是很自然的。众所周知,1905年他们的希望最终实现,从1907年起赎金被取消。笔者分析了1897~1901年(其中1897、 1898和1901年是歉收年)欧俄50个省各类农民税款和赎金拖欠情况,得出了如下结论。欧俄50个省份欠款总额1.061亿卢布的一半(5370万卢布,50.6%)集中在6个省———喀山、萨马拉、沃罗涅日、下诺夫哥罗德、奥廖尔和坦波夫。有18个省份的税款和赎金数额大约占欧俄50个省的一半(税款为49.3% ,赎金为51.3%),但这些省份的欠缴税款却占欧俄50个省的绝大部分(税款为93.9% ,赎金为95.1% )。而且,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这些省份(除莫斯科和哈尔科夫外)获得的政府粮食援助最多。也就是说,农民“不堪重负”的观点对欧俄其余32个省份并不适用,那些省份及时、正常地支付税款。笔者对这18个省下辖的所有187个县进行了类似分析。

  结果发现,在同一省份的各县之间拖欠税款的情况也很不统一,有的县根本没有拖欠,而有的县欠款很多。其中,有71个县,它们占欧俄50个省所有县的14.2% ,应交税款总数为2507.5 万卢布,占50 个省所有县税款总数的22.1% ,但是,在歉收的1897年,他们欠缴税款为7394万卢布,占50个省欠款总数的69.7%,在歉收的1901年,他们欠缴税款为8455.4 万卢布,占50 个省欠款总数的67.6% 。因此,更接近真相的观点是,欧俄每 7 个县中的 1 个县农民欠款很多,而不是每3 个省中的 1 个省,更不是全国农民的欠款都很多。传统史学的主要观点——农民土地短缺是影响俄国农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同样缺乏根据。中部黑土地区和伏尔加河中游各省出现在欠款大省的名单中,可以说是因为那里缺少土地,但如何能说萨马拉、乌法和奥伦堡省缺少土地呢?农民的生活水平与其份地面积之间并没有直接关系。众所周知,在19世纪60年代,地主农民平均每人获得了3.4俄亩土地,宫廷农民平均每人获得4.9俄亩,国家农民平均每人获得5.7俄亩。但笔者所作分析清楚地表明,份地数量与欠款数额之间没有关系,至少是没有直接关系。

  在18个欠款大省中的11个省,份地数量相对较多的国家农民的欠款比例高于60%(奔萨省为59.6% )。是什么阻止了改革后拥有大量份地省份的农民(如萨马拉省农民份地人均可达半平方公里)正常经营呢?是气候吗?气候是一个重要因素,对此不能有争议。然而,为什么在萨马拉省与农民比邻而居的德国殖民者(且不提地主)没有歉收呢? П.П.杜申在研究“村社与农民经济”的课题时,分析了莫斯科省勃罗尼茨克县7个乡的农民经济,指出了这种现象的原因。他的主要结论如下:

  1.村社土地占有制不仅没有使农民避免缺少土地,反而加快了这一进程。比如在农户土地占有制时期,人均6俄亩土地可以保障农户经营,而在村社土地占有制下,更多的份地也不能保证农民的经济,他们迟早都会抛弃份地,成为挂名的份地主人,不对份地作任何经营,事实上成为无地、不生产者阶层。在人均6俄亩份地的条件下,勃罗尼茨克县农民的粮食也仅够食用半年。

  2.在村社土地占有制下,农民失去土地的形式极端异常。如果说在农户土地占有制下,一部分农民失去土地,那么这些被贫困农民所放弃的土地会转给其他农户,他们的经济力量会随之加强。而在村社土地占有制下,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一些农民抛弃土地不仅不会增加其他人的经济实力,而是会在他们的肩膀上增添新的负担。被迫接受这些土地的人会把这些土地弃之不管,任其荒芜,因为耕种这些土地只会使其自身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

  3.抛弃和强加份地现象直接证明村社土地占有制是农奴制的产物……

  4.村社土地占有制是农民经济发展壮大的唯一障碍。当前农民经济不可能有任何改善和进步……

  因此,莫斯科农民拖欠税款的原因不应该从他们生活的外部特征中寻找,如份地数量、赎金数额等。对其他地区的农民也是如此。正如 Н.К.勃尔热斯基、 П.П.杜申以及当时所有内行的无党派人士(С.Ю.维特、К.Ф.戈洛维、А. С.叶尔莫洛夫等)所指出的,经常拖欠税款的省份大部分是村社土地占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省份。2 / 3的拖欠税款集中在50个省的71个县,当然并不意味着其余430个县100%的农民是富足的。但是,这却意味着在评价农民的状况时不能再诋毁1861年2月19日伟大的改革。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时,不能再使用“连环保”的方法,让欧俄其他县农民为自己同胞的欠缴税款承担责任,宣扬部分农民欠缴税款说明全体农民处于贫困状况。现在我们再看一下所谓的农民被迫销售秋收粮食问题。认为农民秋天出售粮食是被迫的,是因为农民在春天时往往不得不以更高的价格回购粮食。这种现象在各省(包括非黑土省份)都有记录,似乎是农民物质状况沉重的有力证明。传统史学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农民需要现钱缴纳“沉重的”税款和赎金。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吗?原则上,很难怀疑,农民有时确实是为了纳税被迫出售粮食。然而,并非全部农民如此。这样的农民并不占多数,农民秋天生活的重心绝非纳税。1~2月和10~11月———这是农民举行婚礼的旺季。很难相信一百年前的反对派们不知道这一点,但他们在谈到农民秋天销售粮食时为什么会忘了提及这一事实呢?伏特加酒的月消费量也显示,农民在9 月和 12月饮酒数量也很多,但谁又能责怪他们以这种方式纪念一年农活的结束呢?每年 9 月至来年1月是俄国酒消费最旺时期,各地区酒消费的差别恰恰是取决于这几个月中酒的消费量。

  据《1912年国家酒事务财政统计》,1912年,俄国伏特加酒的月均消费量在2~8 月份为 712.13 万桶,在 9 月至来年 1 月为 933.5 万桶,即多出31.1% 。“丰年祭”并不是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的杜撰,而是人们切实的生活方式。然而,农民的需求会仅限于娱乐吗?难道他们不会像其他人一样有其他的物质需求吗?他们是农民,如果他们希望手中有钱采购物品,那么很自然就会把收获的农产品拿到市场上销售,哪怕他们以后要用更高的价格来购买粮食。在我们所研究时期,购买粮食并不是他们预算支出的主要部分。因此,说大多数农民“秋天被迫出售粮食”的提法也有些牵强。这是根据人们自身对理性生活的抽象理解来解释农民的生活,而那时数百万农民对生活基本上持另外一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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